贾也：警惕权力家族化与权力内卷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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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也：权力家族化与权力内卷化
作者:贾也（自由撰稿人）
来源:老虫贾也(2015年9月24日)
【导语】
近日“山西厅官夫妻被查，家族系长治‘四大家族’之首”比较亮眼。抓人用异地警察，说明这二位确实大到能在当地能一手遮天，看来水很深很浑。权力家族化是个历史性话题，也是个现实性话题，不妨由笔者不偏不倚，通过标本分析、切片分析、历史分析等手段，进行技术性解析，论述权力家族化和内卷化的成因与实质。一家之言，一时之见，仅供参考。
一、标本分析：权力的家族化
“夫妻厅官”同时被查，这已经是一条颇能吸引眼球的新闻了。而据当地人士对媒体透露，新闻背后还有新闻。原来，魏武、王庸晋为原长治市委书记魏庶民的女儿、女婿。魏庶民任长治市委书记长达十余年，为任职时间最长的长治市委书记，人脉绵厚，根深叶茂，膝下有“五朵金花”，除长女为哑巴外，其他三对女儿女婿也都身居高位，三个女婿都是厅局级干部，可谓满门权贵。当地人士对媒体称，“魏庶民家族为长治‘四大家族’之首。
权力家族化又何止于一个长治市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冯军旗曾挂职基层两年多，专门研究县级基层政治生态，在《南方周末》发表《中县“政治家族”现象调查》，表明县级层面的权力已经被几个“政治家族”所垄断。在各大媒体起底落马的老虎时，我们也总能够看到其家族的影子，比如泡面的周氏家族、锤子的郭氏家族。那么，他们如何实现权力的家族化？其途径不外乎有二：
一是安排家人从政。做官父子兵、夫妻档、兄弟连，一言蔽之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，通过权力私相授受，让家人尽量把持权力要津，确保权力在家族内部运行，这样一来，走到哪里都有自家人，自家人自然办自家事，即可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一手遮天，称雄一方。
二是实现政治联姻。一个官员和另一个官员结成亲家，一言蔽之“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”，强强联合，进行权力置换，这样一来，他们控制的部门增多，具有越来越多的权力话语了，同时，又缔造起命运共同体，实现权力在他们几个家族间击鼓传花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
权力家族化泛滥成灾，以致有人如此调侃官场现状：“父子室，夫妻科，侄子打水叔伯喝，孙子开车爷爷坐，兄妹办公桌对桌，亲戚班子驸马团，小三秘书打字员，王孙公子汽车队，七姑八姨管妇联，亲家表亲配同班，外甥小舅管财政。”
中国社会俨然又回到“上品无寒士，下品无士族”的门阀制度中，导致社会机会均等的自由竞争机制丧失，可谓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”，社会阶层严重板结化。“寒门难出贵子”，寒门子弟想要鱼跃龙门的话，也只有通过“打洞”这门技术活了，即成为权贵的乘龙快婿。不过，这种机率极低极低，相当于由民间群体幻想的产物——民间传说一般，只是美好的想象，而且难有好的结局。
那么，为什么会中国权力家族化这么严重？
其一是权力设置的问题，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，由于缺少有效的约束，很多“县官不如现管”的干部基本都在原籍为官，只要懂得经营，就能形成“政治家族”。
其二是利益勾兑的问题，是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，家族血脉关系自古以来就是权力的游戏当中，不稳固的联盟关系中相对最稳固的关系，能实现权力在家族内部运行。
二、切片分析：权力的内卷化
权力家族化既是中国的一个历史传统，也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。
1、历史基因切片分析
权力家族化，尤以山西为盛，不妨以山西为例，进一步作切片分析。
对于“三家分晋”典故想必大家耳熟能详，标志着战国的开端，也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。春秋末年，晋国开国五百多年后，国君势力日渐衰落，权力落入几个大家族手中了，这些大家族拥有自己的封地，在封地内可自行制定律法、收税，有私人军队。在权力争霸赛中，出现“智、赵、韩、魏”四大家族，最终由四变三，即智家被赵、韩、魏联合给灭了并瓜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把晋国也给瓜分了。
山西权力家族化现象突出，这个政治传统或者说权力情结，其实与地缘也不无关系的。打开中国地图一看，西南有长安、东南有洛阳和开封、东北有北京，与四大古都相隔不远，有窥视京畿之便利。当然，山西一度还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政治中心，而李唐王朝更是以太原为龙兴之地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山西在中国权力版图中历来占据重要位置，山西人封建意识十分浓郁，家族观念根深蒂固。从人物而言，分析司马光性格便可管中窥豹；从器物而言，从山西盛产大院便可见一斑，最具代表性的有灵石王家大院、祁县乔家大院的渠家大院、太谷的曹家大院、榆次的常家大院。
山西曾经出现诸多比较鲜明权力家族：如中国古代十大士族最先煊赫的当属太原王氏，王翦及其子王贲、孙王离，祖孙三代俱为秦之名将，王翦功不下白起，秦始皇更是尊王翦为师；即使是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的琅琊王氏，也是太原王氏的分支，也是尊王翦为始祖的；唐朝武氏家族也在山西发迹，这个权力家族最值得一提的是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女皇帝；一直到民国，还出现阎氏家族，阎锡山素有“山西王”之称，用家族经营模式来治理山西，弄出了中国“模范省”来。因此，如今山西出现煊赫一时的令氏家族，长治出现魏氏为首的四大家族，放在历史视野而言，就不足为奇了。
2、文化基因切片分析
权力家族化与其说是中国的政治传统，还不如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的。
中国文化是建立在权力架构和家族血缘关系之上，并非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。分析中国的权力架构，有两个显著的特点：其一是权力无所不能。权力能通吃一切，没有任何约束，利用权力就能控制各种社会资源。其二是权力高度集中。权力往往集中在一个人手中，或者小团体手中。分析中国的家族血缘关系，最明显的特征就是“家本位”，中国人表面上一本正经，骨子眼里却最痴迷男女之事，上了一床，才是一家人，他们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祉，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。
正是这种以权力架构和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，势必导致自私、冷酷、阴鸷、专横的社会关系，也导致中国的国家模式，只呈现出两个层次：第一层次是“家”，第二层次是“国”，而处于国与家之间的“社会”非常薄弱，对民众而言可有可无的，一直以来普遍是不闻不问的；而统治者们也不希望一个成熟的社会出现，把它视为一种权力秩序的挑战。正因为如此，国家最高权力最大杀伤力，也就体现对家族的惩戒上，比如“诛九族”。久而久之，地方的权力家族管的是家，中央的皇权家族管的也是家，如何管呢？就是抓住权柄，充当家长，皇帝视自己为天下民众的“君父”，地方官视自己为“父母官”，他们都是给民众作一家之长的。因此，“家天下”的实质，说白了，就是将天下视为自己的家产。
3、权力的内卷化现象
在历史基因和文化基因两相作用下，在君父制和家长制两相辖制下，中国社会俨然处于“家外无家，国外无国”的状态，只有家规国法，没有社会契约。既然无需社会契约，那也就没有社会共识，这样一来，关系超过公义、人情大于法理、小团体高于社会，产生最大恶果，就是权力的内卷化现象。
何谓内卷化？内卷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，意指一个社会或组织既无突变式的发展，也无渐进式的增长，长期以来，只是在一个简单层次上自我重复。中国的权力内卷化已经陷入死循环的状态，套用宿命论的观点就是：“天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，套用民间感受就是：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，中国社会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文明进化。所谓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家史罢了，充其量就是“家天下”的宏大叙述；惊心动魄的改朝换代，改来改去，徒徒改了姓而已，其它方面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。中央权力集于皇帝一身，地方权力集于地方官一身，他们私相授受。既然权力集中于一人身上，历来会成为利益分配的焦点，权力者的家族亲朋外延就不可避免的要成为其权力外延的通道，进而成为集体的工具，于是乎，得势的就是皇亲国戚们和门阀世族，这种所谓的万世体系说白了一个家族式的权力体系。
经笔者如此分析，撇开二十四姓的王朝，就说地方权力家族，大致也可以理出个历史脉络来了：先秦“三家分晋”时的“智、赵、韩、魏”四大家族；两晋的“王、庾、桓、谢”四大家族；民国的“蒋、宋、孔、陈”四大家族，直到现在的几大“红色家族”，其实都是一脉相承，换汤不换药，权力才是硬通货，中国根本没有走出权力家族化的阴影。
三、历史考题：权力的合法化
目光回到当下，权力结构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，没有分权，只有更集权；没有平权，只有更特权。
1、经改与政改
大家如同生活在个巨大的戏院里，我们既充当了看客，又充当了跑龙套的，看着丛林法则、官僚权谋和社会乌托邦的混血产物，演绎出各种中国社会的悲喜剧，总是麻木不仁或乐在其中。权力脱缰裸奔，腐败渗透到每一个角落；法律形同虚设，成为权贵的利器、平民的枷锁。既得利益集团通过掌握国家公权利器与社会改革力量进行博弈，粗暴地拒绝人类文明，这个不能谈那个不能讲，只想着权力的世袭罔替、千秋万代，阻碍中国向文明社会进化。
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30多年的相对安宁，中国也告别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时代。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毛时代的悲剧就是没有处理好如何约束权力的问题，比如说三年自然灾害的“大饥饿”、十年文革浩劫的“大迫害”等等，大家被权力玩得人不人，鬼不鬼，精疲力竭，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。但是，改革开放又不想在政治层面上展开，只限于经济层面进行。
这种半拉子式的改革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因为权力不受约束，权力能通吃一切，握有权力者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控制各种社会资源。失却法治与道德制约的资本，开始狂欢，大大小小的权力者们通过权力进行资本的跑马圈地，大快朵颐地掠夺巨大财富，于是乎，一个个贪得无厌、暴戾恣睢的权贵家族华丽丽地诞生了。这种局面，小到一个华西村的吴氏家族，中到长治的魏氏家族，大到山西令氏家族，终极就是蔓延到国家层面，出现诸如能源家族、信息家族、军事家族、金融家族等等。
这些大大小小的权力家族，不仅控制了政治资源，而且控制了经济资源、信息资源等方面的资源，实现了对中国的全方位、立体化的控制。这样一来，对于底层民众而言，不仅是政治上升的通道被堵死，而且是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通道都统统被堵死了，阶层的板结化现象越来越严重。而中国社会受到了权力与资本的双重洗劫之后，没有信仰、没有是非、没有道德勇气、没有自我反省和自我净化的能力，一个病态的社会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普罗大众们怅然若失，苦涩和伤痛层层叠加起来，使得个人弱不禁风，心中又充满了戾气，社会越来越脆弱，甚至开始大面积溃败，矛盾进一步激化，整个社会处处埋放着一触即发的火药，甚至连革命的呼声也此起彼伏。
2、改革与革命
在革命与改革之间，笔者永远站在改革这一边。
原因很简单，中国已经深陷权力内卷化的泥淖而不能自拔，革命的结果并非优化，而恰恰是劣质化、庸俗化，只不过换一拨更狠的人上台，而且往往会出现走马灯式的政权更替，导致权力变得更专横、社会变得更无序。辛亥革命以来百年历史，无不证明这个事实。
在这百年间，特别前50年，其间确实涌现了不少革命领袖，他们炮制出来各种自我粉饰的乌托邦理想，通过几个诱人的名词——比如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主义等，就能煽动起对现实严重不满的乌合之众。乌合之众们聚集在他们身边，可谓“人人手持正义的旗，红光满面地走向罪恶”，砸碎了万恶的旧世界，他们向往的乌托邦却永远可望不可即，但是专权主义者却已登堂入室，走上了权力之巅。然而，专权无法摆脱革命的宿命，只会带来下场的革命，于是社会就在“革命——专权”徘徊，国家政权呈现风雨飘摇之态，民众处于血雨腥风之中。正因为如此，革命历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悲剧，不仅仅是中国如此，法国大革命是如此，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如此。
改革才是一个社会最佳的选择，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既定的目标，都朝着一个方向在跑。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，这30年，至少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，也为新文化运动准备了物质和人才条件；而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头10年的改革开放，这30年，至少为中国经济腾飞夯实了基础，也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民智已开的社会条件。但是，这两次自上而下的改革，性质又是何其类似，都只停留在经济层面上，而且30年时间，经济改革的红利都面临着释放殆尽的困境，最终必然引向政治层面的改革，进入倒逼的时间表。
民意汹汹是政治改革的支持力，是迎是拒，如迎则水到渠成，如拒则积蓄革命势能。半迎半拒，那相当于慢性自杀，比如留给清廷政治改革的时间就不足20年。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虽然经历了“戊戌变法”和“清末新政”，但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，既得利益阶层始终执迷不悟，拒绝让渡特权，导致政治改革停滞和破产，这样就相当于按下了社会革命的按钮，火药在整个社会引爆，其后果不仅是清廷永久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，而且民众也长期陷入政权更替的血雨腥风之中，这绝对是一个双输的结果。
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。让历史照进现实，我们发现，同样历史考题又一次摆在我们面前。在每个人扮演的历史大剧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角色，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当经济改革已经红利释放殆尽之际，就等待有魄力的最高领导启动政治改革，通过分权、平权的方式来释放政治红利，从根本告别权力的内卷化，打破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专制的魔咒，来谋求社会共识，推动社会自治，重塑社会良知，借此巩固自己的民意支持和统治的合法性。
政治改革台湾那边已经做到了，那边的国民党已经做到了；大陆这边能不能做到？这边的执政党能不能做到？这是个历史考题，而且是几千年的历史考题，一直在等待我们这个民族来解答。至于留给我们解答的时间有多长，不得而知，或许很短。面对时代的责任与使命，但愿光荣属于我们，光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！
结语
这是最好的时代，这是最坏的时代，我们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，天堂地狱一步之遥，何去何从一念之间，利益面前，懂得放下，才能从容；理想面前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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